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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过去十多年，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，也冲在反思和影响人口政策的第一线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人口研究产生兴趣的？有什么契机？

　　据杭州日报，由于快递签收的一个小细节，相关争议却不断放大，最终酿成行政诉讼。对此，分管生态环境及行政复议工作的杭州市副市长宦金元在庭审中表示，行政机关要充分树立“群众利益无小事”的理念和执法工作“细节决定成败”的意识，进一步严格执法，防范行政执法风险，提升依法行政的水平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，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。他同时呼吁，维护生态环境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全社会要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。从事生产加工的企业或个人更要严格落实污染防治责任，提升意识、加强管理、依法排污。同时他代表市政府表示，为避免程序空转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，希望合议庭组织开展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工作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如果中国现在维持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，在很多产业里中国会很强，比如机器人产业，有很多的研发人员可以投入，也有很多场景。但如果人口萎缩，研发人员减少，市场规模减少，这些创新的制高点就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取代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的这种灵感内容跟小红书还不太一样，我们是作为一个独立第三方，专门有人去拉数据，考核各种指标，评估哪些是最好的最适合的，来形成我们的榜单，都是比较靠谱的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这本书中，你对年轻人与创新的关系的研究情有独钟，还举了自己创业携程的例子。当年的携程就是你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做起来的。而当下的环境，对年轻人和创新的关系提出了哪些新挑战？

　　当前，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，面临严峻挑战，始作俑者在于美国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美方需要首先采取措施为两国紧张关系止损降温，这也是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的应有之义。观察中美此轮互动，大约出于几方面原因：

　　梁建章：对我来说，当时也是最适合的年龄。那时候，整个行业、整个中国经济各方面都是欣欣向荣的状态，中国享受到了很大的人口红利，那个时候年轻人是现在的60后70后，这批人每年出生人口有2500万，到了80后也有2500万人/年的时候，还迎来了婴儿潮，这非常好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成功的企业家有很多，成功的经济学家也有很多。多年来在企业界和学界的“双栖”生活，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生命体验？创业者和学者，哪个角色让你更有成就感？

　　一个人的创新力，（取决于）大脑的很多神经元，彼此有很多连接，那一个社会、国家的创新力，也需要很多聪明的大脑，对内对外都有很好的连接，年轻有活力，一起来参与创新，这就是为什么创新力跟人口规模是正相关的。

　　一个国家正常的人口结构是“222”，2个老人，2个中年人，2个年轻人，每一代人差不多是同样的规模。相比少子化的年龄结构，比如“421”，4个老人，2个中年人，1个年轻人，这样会出现什么状态？首先是创业活力，因为年轻人在活力方面肯定要比老人好一些。